中国西部民族文化研究200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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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民族文化研究》是西北民族学院历史学系中国文化史研究硕士点的一部专题论集。收录了的十余年本学科学术梯队有关西部民族文化史研究的成果。其中,大部分已发表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少量未经刊布,现结集出版,以期引起“西部大开发”中对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 本学科点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西部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在多年的教学与研究中,已开拓了不少新的专题研究领域,填补了西部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些空白,形成较为丰富的学术成果,《中国西部民族文化研究》就是部分成果的汇集。 这本集子从内容上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一、西部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研究;二、有关西部少数民族汉文资料的发掘和研究;三、藏传佛教信仰民族文化研究;四、伊斯兰教信仰民族文化研究。
书    名
中国西部民族文化研究2003卷
出版社
民族出版社
开    本
0开
品    牌
民族出版社
作    者
王继光
ISBN
710505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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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西部民族文化史研究》是西北民族学院历史学系中国文化史研究硕士点的一部专题论集。收录了近十余年来本学科学术梯队有关西部民族文化史研究的成果。其中,大部分已发表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少量未经刊布,现结集出版,以期引起“西部大开发”中对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 中国的西部、历史上一直是少数民族活动的舞台。匈奴、氐、羌、丁零、月氏、乌孙、鲜卑、突厥、回鹘、吐蕃、党项、吐谷浑、契丹、女真、蒙古、维吾尔、回等民族都曾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纵横驰骋,展示过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共同开拓了祖国辽阔的疆域,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这些形态各异、内涵极其丰富的多民族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组成部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特质。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
  新中国第一所民族学校——西北民族学院地处大西北中心的兰州,在50年的风雨历程中.始终把“西部”、“民族”作为学院教学、科研的重点,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了一大批各民族人才,为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加快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开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本学科点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西部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在多年的教学与研究中,已开拓了不少新的专题研究领域,填补了西部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些空白,形成较为丰富的学术成果,《中国西部民族文化史研究》就是部分成果的汇集。
  这本集子从内容上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
  一、西部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研究
  其中,《民族文献与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学科体系》、《中国少数民族文献概要》是综论,从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献在中国历史文献学中的地位。明确提出文字种类繁多、文献总量很大的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献是中国历史文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献学中忽略少数民族文献的现状必须改变。以下.《玉树州吐蕃石刻初探》、《蒙古文(格斯尔传)的产生地点、时间和搜集整理者》、《北京版(格萨尔王传)特征探讨》、《藏文史籍叙录》、《藏文史料中的“维吾尔”》、《关于突厥、维吾尔文献中的“吐蕃”名称问题》,则分题介绍探讨了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的一些著名文献,展示了这些少数民族文献的丰富内涵和学术价值。《藏经蒙译简论》、《藏文辞书编纂简史》等文则从文献翻译、文献编纂等方面探讨了少数民族文献发展过程中的相关问题。
  二、有关西部少数民族汉文资料的发掘和研究
  有关西部少数民族的汉文资料,开拓的余地还很大,亟须认真发掘、整理、研究。《敦煌汉文吐蕃史料综述》、《敦煌与吐蕃、回鹘、蒙古学研究》二文综述了举世闻名的敦煌文书中的少数民族史料,对其在藏学、突厥学、蒙古学研究中的地位作了客观的评估。《陈诚西使及其(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研究》则发掘了海内孤本的陈诚文集资料,对明代陈诚西使及其著述作了突破性的探研,以新的资料填补了这一专题研究的空白。《辑本(西宁卫志)序》是青海传世最早的一部方志——[万历]《西宁卫志》辑本的序言,披露了作者辑佚、整理、校注该书的情况,对其在青海民族史研究中的价值予以充分肯定。《跋会川伯赵安铁券》、《跋李南哥墓志》、《安多藏区家族谱辑录研究》等文,则是挖掘碑志、家族谱新资料推进专题研究的例证。这些新资料的展示及其在民族史、家族史、边疆开发史研究上的学术价值是引人瞩目、给人启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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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民族文化研究2003卷图书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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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文献与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学科体系 王继光
  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献概要 王继光
  玉树州吐蕃时期石刻初探 高瑞著 傅千吉译
  藏经蒙译简论 唐吉思
  藏文文献中的“维吾尔” 尹伟先
  关于突厥、维吾尔文文献中的“吐蕃” 尹伟先
  藏语文辞书编纂简史 尹伟先
  藏文辞书编纂史的分期与特点 尹伟先
  国外《如意宝树史》研究评价 尹伟先 曾雪梅
  蒙古文《格斯尔传》的产生地点、时间及记录出版者探讨
  玛·乌尼乌兰
  北京版《格斯尔传》特征之探讨 唐吉思
  藏文史籍叙录 王继光 才让
  关于敦煌古藏文文献整理出版的初步设想
  扎西才让高瑞
  敦煌汉文吐蕃史料综述 王继光 郑炳林
  敦煌与吐蕃、回鹘、蒙古学研究 杨富学
  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借贷文书概述 杨富学
  陈诚西使及其《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研究 王继光
  辑本《西宁卫志》序 王继光
  《陇右方志录》补正 王继光
  《明会川伯赵安铁券》跋 王继光
  《李南哥墓志》跋 王继光
  安多藏区土司家族谱探研 王继光
  蒙藏文化交流的使者 赵学东
  十三至十九世纪藏蒙文化交流评介 唐吉思
  中国石窟寺艺术源渊简论 买丽萍
  简析青藏高原上的龙文化 才让
  试论古代藏族的灵魂观及魂命物 才让
  藏传佛教中的关公信仰 才让
  青海藏族的射箭活动及其文化背景 才让
  西藏历史上的医药学校 苏发祥 赵学东
  藏族医圣宇陀·元丹贡布 赵学东
  青海隆务河流域藏文化特点的社会考察 刘夏蓓
  隆务河流域的藏族及其服饰文化 刘夏蓓
  青海隆务河流域的“六月会”及其文化内涵 刘夏蓓
  青藏高原的麝香文化与麝香贸易 尹伟先
  蒙古族男子三项那达幕的起源与发展 玛·乌尼乌兰
  怎样看待回族的形成 金云峰
  怎样看待伊斯兰教人华“标志”和“时间” 金云峰
  蒙·元时期“回回炮”的东传及作用 马建春
  元代西域散曲家辑述 马建春
  元代东传之回回地理学 马建春
  明代陶瓷与伊斯兰文化 马建春
  维吾尔族历法初探 杨富学
  对文化生长与文化生态关系的几点思考 金云峰
  维吾尔族与藏族之间的文化联系与交流 尹伟先
  “白哈尔”的传说及其所反映的维、藏民族文化交流 尹伟先
  杨增新督新期间的伊斯兰教政策 马明达 王继光
  后 记

中国西部民族文化研究2003卷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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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了解了藏文佛经蒙译的发展脉络以后,再来看译经制度的演进。
  蒙古地区的佛经翻译,一开始就受到了官方的重视和政府部门的资助。这种情况从元朝一直沿继到清朝中期。
  从广义上讲,蒙古族的翻译事业从13世纪初就盛兴。当时蒙古贵族开始从草原向外扩张,在异族地区的政治、军事活动,使得翻译人员成为必要。到了元朝,广袤的境域内居住着操持各种语言文字的民族。这种情况使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离不开翻译。蒙古帝国时期翻译机构的设置是出于战争和外交的需要。而元朝翻译的使用,其目的在于治理国家、调节民族关系,即内政。
  元朝的各种管理机构内大都设置了翻译吏员一职,是元朝的主要吏职之一,其中蒙古译吏职位更高。元朝的文化机构翰林院成立于1264年,其中建立了编译机构。从此开始大量地翻译汉、藏文书籍和编修文献。《甘珠尔》、《丹珠尔》的翻译也是由这个机构组织和主持的。著名的译师搠思吉斡节尔、沙剌布僧格等就是这个机构的主要成员。忽必烈时期,元朝在中央政权组织机构中设立了总制院(后改名为宣政院),它除负责藏族地区的军事、行政事务外,还要负责全国的佛教事务。显然,佛经的翻译工作也在它的管辖之内。可见译经事业已被纳入政府工作之中。
  皇帝和政府部门不仅对佛经的蒙译工作给予支持和资助,而且对有功人员奖赏鼓励。比如1312年仁宗宝彦图授予译经大师搠思吉斡节尔“佛经之光”的尊号,并于1313年赐钞一万。我们目前虽然没有根据说元朝设立了冠以“翻经馆”“译经院”之类名称的译场,但从当时的译吏制度和翻译机关来看,对佛经的翻译事业设了由朝廷资助组织的国立译经场。17世纪初写成的《阿勒坦汗传》有一段颂扬元朝时代译经事业的赞诗:“……无与伦比的海山曲律汗,请圣识一切脱因搠思吉斡节尔喇嘛来蒙古地方,翻译诸多经典刊印颁发,使当时政教二道普遍传扬。”这些诗段与当时的佛教译文编后记是一致的。正是由政府资助组织的译经机构,才能“翻译诸多经典”,并能“刊印颁发”。
  元朝灭亡后,藏文佛经的蒙译机构与翻译组织也随之消亡。从16世纪后半叶到18世纪的中期,藏文佛经的蒙译事业又空前地发展,译经人员都被组织到政府部门的译经机构。而译经的人员之多、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元朝时期主要以京城大都(今之北京)为主要译场。而这一时期出现了几个代表性的译经场所:阿勒坦汗及其继承者的时代,呼和浩特是最大的译经中心,大藏经《甘珠尔》的翻译就是在这里完成的;林丹汗时代把库伦部、科尔沁部、喀喇沁部蒙古人地区置于自己的统辖之下,并且在原辽代的“钦钦白塔”附近又建立了一些新的寺院,这里又成了一个译经的中心场所,113部《甘珠尔》经的编纂工作即在这里完成的;在清朝,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驻锡地大库伦(今乌兰巴托)也成为格鲁派的佛学中心和译经场所;而清朝的京都(今北京)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最大的译经中心,翻译《丹珠尔》的浩大工程就在这里完成。此外,四卫拉特蒙古的乌鲁木齐也是一个译经的中心场所,纳木海扎木措师徒的200余部经文的翻译工作几乎都在这里进行。
  由于译经事业的主办单位都是朝廷资助和组织的,各地各寺院的优秀翻译人才被征召到一起,按照译经的程序、并照顾到各自的特长,分工组合,因而使译经的规章制度逐步完善起来。据《甘珠尔》的最后一卷中的介绍可以了解当时译场的组织体制:
  1、主要译者:由专家担任;
  2、修辞家:主要对译文的准确性进行审查;
  3、音译师:对译文中的音译进行核查,主要是对人名、地名和术语等所写出同音的 蒙文字的准确性进行审查;
  4、校对:对全书进行校勘;
  5、雕刻家:在印刷版上刻下原文。
  以上这些是与经籍的翻译工作有直接相关人员的职位而已。间接人员的职位有多少,不得而知。比如,译经主持人等。《甘珠尔》的翻译主持人竟然是阿勒坦汗的孙子那木岱汗和钟津哈敦(即三娘子),《丹珠尔》的翻译主持人是第二世章嘉呼图克图。佛典蒙译既然是官方资助和组织的,那么当时的朝廷也必然要派监督员或监护员来督检,这是可想而知的。
  总之,由朝廷组织和资助的翻译机构,其组织体制相当健全,译经制度也十分完善。它为佛经的蒙译提供了诸多方便,例如人才荟萃、资财雄厚、设备精良、译经的速度快、数量多、质量高等。
  四、译经的规范化措施
  由于翻译事业的发展需要和为保证翻译质量的提高,历代的佛经翻译家们对译经实践采取了一系列的规范化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编纂各类内容的辞典或词典。编修辞书的数量和质量也是随着译经事业的发展而发展的。
  元代蒙古学者搠思吉斡节尔对畏兀儿体蒙古文作了不少规范化的工作。他精通蒙古语、畏兀儿语、吐蕃语(藏语),在研究巴宁、陀密桑巴塔、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等梵藏学者的语言理论的基础上于1308—1311年间编著了《蒙文启蒙》(又译《心箍》或《心鉴》)的语法书(这部书现已失传)。但从18世纪初由丹僧达格巴、毕里贡达赖所编著的《蒙文启蒙注释》(即《鄂突尔贵嘛呢》)中的解释看,它是为翻译《甘珠尔》而编著的。搠思吉斡节尔以其精湛的语言学知识,第一次归纳整理出他那个时代的蒙古书面语语法。并在此基础上翻译了不少的佛教经典。
  《蒙文启蒙》也为后世编修各类语法辞典及翻译词典作出了榜样并打下了基础。17世纪中期以后为适应藏文佛经蒙译事业的发展,很多的学者和语言学家们编纂了不少的翻译词典和名词术语词典。也有的在藏文词典的基础上加上蒙文对照词,变成蒙藏对照或藏蒙对照词典。其中比较典型的词典有:
  (1)《简明藏蒙词典》这部词典是奉康熙皇帝诏命和根据京都(今北京)官办藏文学堂副学监、大喇嘛丹巴格隆的意见编纂的,是为适应培养翻译人员的需要而刊印颁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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